前段时间，我的一位朋友去某青年杂志社应聘。在内地，他也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才子，出过一本散文集，小说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过，然而踌躇满志以为胜券在握的他却意外地落选了，原因是他没有新闻作品可出示。这无疑是一种狭隘的偏见。
我一直抱守这样一种看法：让一个擅长思考、对语言敏感的作家去完成一篇有份量的社会新闻报道，这对媒体来说是一件好事。在这个日益商品化的时代，新闻已渐成文化的主潮，但也同时面临平庸化的危机，将新闻的广度与文学的深度结合起来，应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
事实上，在南方沿海已开始出现这种迹象。《羊城晚报》等为人称道的报纸在注重新闻容量时，均提倡报纸的文化品位，大至版面，小至标题均经过精心的艺术制作；期刊方面，广州的《南风窗》、《新周刊》、深圳的《街道》等或观念前卫，或思维缜密具哲学意味，尤长于深度报道，非一般娱乐消遣性杂志可比，它们的不少记者兼具作家的身份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海南，1998年，由韩少功主编的《天涯》率先在纯文学刊物中开辟了“特别报道”的头条栏目，更是新闻与文学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。无可置疑，文学期刊的话题热已在悄悄兴起。在它们的1998年第一期目录上，我们还看到了《芙蓉》的《中国中产老阶层》（梁晓声）、《萌芽》的《捅破中国足球的窗户纸》（沙叶新等）、《北京文学》的《股份制，你将给我们带来什么？》（董维民）……
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资讯时代，新闻独特的功能日益得到凸现，但易碎品的新闻又与真实生命间存在巨大的距离；文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追问，但农耕社会笼罩在文学头顶上的神圣光环已层层褪去，文学已不大可能再成为社会的中心。如此看来，让新闻与文学握手言欢，似乎是它们最圆满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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